日期:2022/11/02
个人简介
胡松华,满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金钟奖”终身成就奖、中国金唱片奖获得者,中国文联第十届“荣誉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30年出生于北京,1949年毕业于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任华北大学第三文工团演员;1952年参加组建中央民族学院文艺工作团(中央民族歌舞团前身)并任独唱演员,历任中央民族歌舞团艺委会副主任、合唱队长。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任独唱,在中国首部音乐故事影片《阿诗玛》中录唱阿黑全部唱段,在原创大型歌剧《阿依古丽》中饰演男主角阿斯哈尔。为更加突出人物特征,自创“嗓音化妆术”技艺为经典电影《雷锋》演唱插曲《唱支山歌给党听》。首唱的《森吉德玛》《赞歌》《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塔吉克牧人之歌》《吉祥酒歌》等歌曲深受欢迎。后调任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并获该团终身艺术家荣誉称号。期间,与妻子张曼茹(中央民族歌舞团著名舞蹈家,国家一级演员,“卓越舞蹈艺术家”称号获得者)共同举办《胡松华张曼茹独唱独舞晚会》,推出十万里感恩巨片《长歌万里情》,开办艺术研究室,免费培训多名少数民族贫困学生并举办音乐会《雏燕飞鸣》,费孝通任艺术研究室顾问并给予高度赞誉。
2019年,《赞歌》(胡松华作词编曲)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1965年,胡松华应邀饰演歌剧《阿依古丽》中男主人阿斯哈尔,女主人罗忻祖饰演
1963年,录拍电影《阿诗玛》合影
1952年,胡松华在原西康康定工作队(今甘孜)工作影照
壹 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南分团工作
小时候,父亲一心一意想将我培养成画家,但是我后来却爱上了唱歌。
父亲是位老中医兼书画家,我6岁起他送我去读了四年半私塾,打下了牢固的国学基础,之后上了小学、中学、大学;期间父亲请了赵梦珠、徐凯、金毓远等三位画师上门授课,正规苦学了13年。
我在进入北京五中读书后就受地下党影响,建国前在赵云的故乡(现河北正定)参加了革命文艺队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周年之际,华北大学正定文工队成立,我还亲手设计制作了队旗,期间,台上演戏,台下画画,书画和文艺相得益彰,后来因此被选调到华大文艺三团工作,一专多能,各有所用。
1950年,我参加了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南访问团文艺组的工作。党中央对访问团工作极为重视,给我们全体团员每人发了一本《民族工作手册》,内容大家都牢记于心;出发前我们在国子监集中一个多月,邓颖超、李维汉、茅盾、郭沫若等领导从各方面为我们做了报告,我们就在那里学习讨论,排练节目。周总理对我们文艺组的要求是八个字:年轻体壮、一专多能。我在演唱和书画方面的特长得到了全面发挥。
西南访问团在重庆集结出发,分别去往西康、云南、贵州,我参加的是云南分团。出发前,邓小平同志用“彝海结盟”的故事给我们讲:没有民族平等,就没有民族团结。这句话至今记忆犹新,他还要求我们文艺组在民主建政工作中起到“开道锣”的作用。
1950年,与张苛、郭淑珍等同志在云南圭山彝族地区
1950年,胡松华在活报剧《亲兄弟》中饰青年主人丹巴
到云南后,我们到达了很多民族聚居地方,与各民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歌舞(简称“四同”),还将药品、布匹及当时紧缺的盐巴、茶叶等赠送给他们。记得我当时在云南中甸(现在的香格里拉),演出了第一个“活报剧”《亲兄弟》,因为我学唱藏族山歌快且韵味十足,所以在剧中我扮演了一个藏族主人丹巴,讲的是藏汉一家亲的故事。当时我才19岁,现在想起来挺有趣的。
贰 在民族地区汲取艺术营养
西南访问团的工作完成后,我们三个分团回到北京进行了一台汇报演出,总理看后高兴而激动地提出,应该在多民族国家的首都成立一个文工团。在他的提议下,1952年9月,中央民族学院民族文艺工作团(中央民族歌舞团前身)成立了,西南访问团文艺组的部分同志进团工作,费孝通先生任名誉团长。建团后不久,我们就接到赴西南民族地区深入生活、参加民族地区建立民主政权的任务,于是迅即组建了云南、贵州、西康三个工作队和一个巡回演出队,按照总理要求,继承西南访问团的工作经验,深入边疆民族地区,慰问各族群众,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歌舞,并宣传党的政策主张。
出发前,费先生提出了“思想建团、艺术建团”的主张,就是“把队伍拉到西南边疆去,进行主体思想和向民族民间学习及创作。而后,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北京整顿、提高、总结。”他形象地把边疆比作“前线和车间“,把北京比作“后方和宿舍。”
这次我仍然在云南工作队,我们慰问了当地老乡和驻边疆部队,与各族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而且大家都随身带着本子随时记歌谱,每周给文艺组组长汇报,然后再交资料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学习和收集了大量民间音乐和舞蹈素材。这段经历不仅为我们搞民族工作打下扎实的基本功,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民族观和艺术观,同时也为中央民族歌舞团艺术风格的形成和之后的创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在藏族地区深入生活照
43年后重返香格里拉看望当年房东尼玛老阿妈
1953年,回京汇报演出表演《丰收》
那时候歌舞不分家,歌唱演员也练舞功、压腿。我还学会了跳锅庄、弦子舞。1953年,我领演了锅庄舞《丰收》这个节目。
同志们深入祖国大西南的工作很艰苦,付出了很多辛勤的劳动,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1953年10月,西康队完成在巴塘的演出任务后向理塘出发,年仅24岁、毕业于华大音乐戏剧系的管弦乐队长笛演奏员吴玉振同志,和一位解放军同志在驱马打前站的途中不幸牺牲。我们到理塘后没见到吴玉振,返回去找时,在树林里一条河边发现印有“中央音乐学院”的五线谱,上面还有马蹄印,大家意识到出事了。
后来平叛后,在公审大会上据当时执行者招认:吴玉振等两位同志经受了严刑拷打,被捆在最野蛮、最残酷的刑具“铜牛”上活活烫死了;直到牺牲前他仍在说,我们是执行中央的政策,我们是好心,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民族团结、更好地唱好跳好藏族农牧民兄弟的歌舞来到这里的……
后来吴玉振被追认为烈士,在清明节时我写过悼念吴玉振的古体诗。虽然这件事过去了几十年,但每每想起来心情都会很沉重,同时也更增强了我们做好民族工作的动力。
叁 慰问草原英雄小姐妹/拜哈扎布为师
1963年,我参加了文化部和民委联合组织的全国民族调演节目审查,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接待处。在看了全区预选的各民族歌舞节目后,我决定深入牧区去找老师学习一些当地的音乐。经人介绍,我结识了内蒙古“长调牧歌之王”哈扎布,并拜哈老为师,去他的老家学习。
1963年,与小姐妹在医院合影
当时就在我们收拾行装准备去锡盟(锡林郭勒盟)时,我得知因保护公家羊群而冻伤手脚的“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住在内蒙古人民医院治疗,于是就去医院看望慰问她们。在病房里我抱着她俩唱歌,记得当时给她们唱了两首歌,其中一首是抗日民歌《八路军拉大栓》,逗她们乐,让她们少一些术后的伤痛。
许是我的歌声让小姐妹忘了伤痛,两人都笑的很开心。当时一位热心人给我们三人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合影,我至今都珍藏着。
1963年,在锡盟放牧
之后不久,我就去到哈扎布老师的牧村里,和老师一边骑马放牧,一边学习唱歌,晚上我就认真记谱和整理,那些笔记本我一直都保存着。
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胡松华和老师哈扎布等迎接了民族艺术的第二个春天
1979年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那是文艺战线的第二个春天,我在人民大会堂与哈老再次相遇,老爷子一会紧握我的手,一会紧贴着我的脸,我们激动地拥抱着。之后我只要有机会去内蒙古,就必去看望哈老。
2001年,胡松华(右)探望哈扎布老师
肆 在《东方红》中唱响赞歌
《赞歌》这首歌的创作时间很短。1964年,中央民族歌舞团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六场的创排演出。当时主创人员和部分主要演员住在老西苑饭店内,日夜奋战。临近公演时,总指挥部要求,要增加一首蒙古族音乐风格的男高音独唱歌曲,以舞伴歌。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原因一是考虑到当时我刚从内蒙古草原体验学习回京,二是之前我唱过一首蒙古族歌曲《森吉德玛》取得了不错的传播效果。接到任务后的当天,我连夜创作,在黎明时分完成了这首歌。考虑到前面的节目是武打京剧,非常热闹,于是我在歌曲的开头创写了一段无词新长调,一方面更好地前后衔接,解决了闹后取静的氛围,同时更好地完成了周总理提出的关于“新中国诞生的伟大节日里的主题情绪”的要求。
《赞歌》由作曲家赵行达伴乐、配器,经过三天紧张排练,这首歌在舞台上通过了审核,也获得了总导演周总理的肯定。
《东方红》后台:《赞歌》A组胡松华辅导B组吕文科
能一夜之间完成《赞歌》,得益于我之前在内蒙古的学习,否则短时间内很难编创出《赞歌》。后来这首歌曲在万隆会议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中,被定为每场必唱的曲目。
多年来,能轻松演绎我国各民族不同风格的歌曲,我自己总结是“广学古今中外法,扎根边疆葆元真”,这也是我进行自我铭勉的学用观之一。
我后来虽然调离中央民族歌舞团了,但这里永远是我的母团,我很爱她。今年是中央民族歌舞团成立七十周年,祝福我的母团:“艺”心向党七十年,民族团结美梦圆!
胡松华长年坚持“书、画、歌同根于气”互补生辉的内功修炼,图为他为“母团”建团70周年写下的“鉴史壮丽 奋绽新花”
记录整理、制作/杨春苗